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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出一切,只为追求“光明的路”

2017-09-18作者: 陆继华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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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沙县开慧镇飘峰村的缪伯英故居掩映于青山绿水之中。陆继华 摄 来源:长沙县文明网

  在风景秀丽的长沙县开慧镇飘峰村枫树湾组,现存一座晚清时期的三进两天井式江南民居,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的故居,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29年10月,年仅30岁的缪伯英英年早逝。她的一生,从教育救国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30年的人生岁月一直在追求“光明的路”;为了革命,她付出了一切,丈夫壮烈牺牲,两个孩子在战乱中失散。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缪伯英谱写了优秀共产党人舍身忘我的壮丽篇章。

  女承父志,兴教育以救国难

  在飘峰村缪家洞的龙头坳上,有一座缪氏宗族大祠堂,青砖黑瓦、飞檐映月、气势恢宏,正门两侧挂着对联“诗书继世但求福禄承祖泽,耕读传家且将艰巨会儿曹”。缪氏家族自江西迁入开慧后,一直是地方望族,以“忠、孝、节、廉”的族训传家。

  缪伯英的父亲缪芸可是个饱学之士,家境清贫却心忧天下,教育救国是他的夙愿。

  辛亥革命后,缪芸可出使日本考察职业教育,回国后大力呼吁倡导平民教育,与岳麓书院的学友饶柚汀,在长沙东乡麻林桥创办“长沙县第一女子职业学校”,除了国文、算术外,还开设缝纫、刺绣、编织等课程,让女子掌握一门自食其力的本领。随后,他又联合长沙教育界贤达黄国厚和曹治阳先生,筹办“衡粹”“自治”两所女子学校。

  为找到办学场地、筹措经费,缪芸可风尘仆仆,四处借贷,席不暇暖。缪氏祠堂办私学时,原本就家业清贫的缪芸可,卖掉了祖传三亩田中的一亩,捐了六个大洋来办学。

  得益于父亲的尽力培养,缪伯英先后在宗华高小、平江启明女子师范、稻田女师求学。在求学过程中,缪伯英深切感受到了国家的苦难和底层平民生活的艰辛,受父亲影响,她逐渐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在稻田女师读书时,她经常回到父亲创办的学校给孩子们义务上课。在革命斗争危难重重的日子里,长沙、武汉、上海,她每到一地,都先到当地应聘教员,边教书边从事革命活动。“要想救国,必先启迪民智”,这是缪伯英短暂人生里一直身体力行的信条。

  一心报国,“女状元”进京学马列

  1919年7月,20岁的缪伯英心怀报国理想,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的缪家已相当拮据,缪伯英去北京的路费靠东贷西借而来,甚至还典当了家中祖传的物件。

  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许多怀揣报国理想的青年才俊云集的地方。在同乡兼闺密杨开慧的介绍下,缪伯英很快认识了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恽代英、毛泽东等许多有着共同理想的年轻人。在何孟雄的引荐下,缪伯英对北京大学的社团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便加入北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是一个自愿组成、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团体。一群进步青年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追求,过上半工半读的生活,以期改造社会。后来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摒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首位女党员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缪伯英参加会议,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为充实组织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共同的革命报国理想,产生了爱情的火花。1921年,缪伯英和何孟雄结成革命连理。婚礼没有浪漫的仪式,婚后就连他们位于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五号寓所也成了组织的联络点。这对革命伴侣由此开始了多地分居的革命生涯。

  缪伯英积极参加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当时北洋政府视为眼中钉。1924年,由于叛徒告密,缪伯英离京回湘暂避,并接受省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担任了附小主事。女师附小因此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湖南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缪伯英、徐特立领导长沙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查禁日货。尽管此时的她已临近分娩,却整日往返于长沙各校之间。在她的指导下,女学生成立“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等,奔走于大街小巷宣传爱国与革命。当时的中共湖南区执委书记李维汉称赞她为“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甘守清贫,为党的事业献出一切

  缪伯英算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可她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甘守清贫,从不追求一丝享受。与何孟雄结婚后,他们有限的生活费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以外,不是拿去办报纸,就是用来接济工人。

  1923年,缪伯英与丈夫去郑州指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结果路费不够。缪伯英咬咬牙,把母亲给她的传家玉镯当了,这才得已动身。

  作为革命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经她之手的革命经费不计其数。但缪伯英就算饿着肚子也不私占一分钱,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清廉奉公的本色。在领导京汉铁路罢工运动时,为救济受伤和失业的工人,缪伯英和同志们去街头募捐,募到的钱款由她统一保管、分配。后来她奉调他处工作,所移交的账目清清楚楚,一分一厘都不差。

  为了党的事业,缪伯英与丈夫聚少离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时期,繁重的革命工作、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她食无定时、居无定所。

  1929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的缪伯英感染伤寒,被送往宝隆医院抢救,因医治无效,不幸溘然长逝,年仅30岁。

  弥留之际,缪伯英对丈夫说:“我既以身许党,就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辞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

  令人扼腕的是,缪伯英原存于上海扬州会馆的灵柩因会馆改造而不知去向。何孟雄英勇就义后,一双儿女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日军进犯上海时,在战火中失散不知下落。后人仅能从前人口述和为数不多的老物件中,凭吊这对革命伉俪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长沙县文明网 记者 陆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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